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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白沙及其引发的心学公案

2020年01月14日 02:02来源:未知手机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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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陈畅

陈白沙(陈献章,世称白沙先生)是与王阳明并称明代心学两大代表人物的思想家。学术界习惯把陈白沙定位为明代心学的开端,陆九渊和王阳明之间承前启后式的心学宗师。这种定位大体成立,但其中某些含混之处有待澄清。例如,心学最不同于宋明理学其他思潮之处在于,它是多元而复杂的思想体系,内部尚存诸多差异。“开端”、“承前启后”之类的文字往往会抹煞其中的思想差异,故而上述习惯看法中需澄清处包括:白沙与阳明之间是否存在差异?如存在,分别属于什么类型的心学?事实上,明代心学内部已有定论,江右王门王塘南用心性之学的“行话”总结说:“阳明之学,悟性以御气者也。白沙之学,养气以契性者也。”大白话就是,白沙是主静的心学,阳明是主动的心学。

黄宗羲曾提出疑问:“有明之学,至白沙始入精微……至阳明而后大。两先生之学,最为相近,不知阳明后来从不说起,其故何也?”明中期以前,朱子学一统天下,阳明与白沙同属尚处弱势的心学阵营,于理而言,难以理解“从不说起”;阳明与白沙得意门生湛甘泉系知己挚友,于情而言,阳明“从不说起”更启人疑窦。从现存阳明文献看,阳明也非完全“不说起”白沙。深圳大学哲学系黎业明教授通过细致的文献疏理,令人信服地指出,阳明不愿多提白沙是在正德十五年以后——此前,阳明与湛甘泉关系友好,多次提及白沙并有所认同;此后,阳明与湛甘泉在学术宗旨上产生分歧而激烈辩论,不愿称颂或批评白沙。这种“欲说还休”的状况,直至阳明第一代弟子摆脱上一辈学者之间人情世故的羁绊,才得以回到学术思想本身而直面其差异。

阳明去世后,其弟子在如何评价白沙与阳明的问题上产生尖锐分歧。阳明晚年得意弟子王畿说:“白沙之学,以自然为宗……于先师所悟入处,尚隔毫厘。”王畿认为阳明学术与白沙学术有本质的差异,且据此批评白沙学术。江右王门主力聂豹则认为:“周程以后,白沙得其精,阳明得其大。”“精”是专深精密,“大”是广博宏大。聂豹实际上认为白沙学术比阳明学术更高一筹。这种针锋相对的分歧,与阳明去世之后良知学的不同发展方向之冲突有关。换言之,王畿与聂豹对白沙的不同评价,涉及心学思想的两种不同发展方向,这两种不同方向事实上也构成了中晚明时代心学发展的内在张力。

根据阳明心学“心即理”命题,天理不是心体的认知对象,而是心体之天理;心体自作主宰,天地间万事万物都是透过心体良知的判定而显现其意义。换言之,在阳明心学体系中,万物之秩序建立在心物感应机制中“我的良知灵明”基础之上,由“我的良知灵明”肩负所有的责任担当。这是阳明心学勇于担当、富有道德激情,以积极进取的狂者胸次为特质的理论根源。如阳明后学、泰州学派集大成者罗汝芳以急公好义著称,为救人甚至不惜代人行贿或出钱悬赏。黄宗羲在《明儒学案》中说,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、龙溪而风行天下。泰州学派学者的特点是多能以赤手搏龙蛇——勇于挣脱名教的束缚,桀骜不羁,善于谋事。近代康有为说“言心学者必能任事”,就是基于这一特点。然而,问题也出在这里。因为良知生发于个体心层面,无所拘束的个体心当下呈现的未必是良知,可能是情欲恣肆,也可能是脱离现实基础的虚幻价值。这就无法避免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万物之上。

不同于阳明将万物秩序建立在良知灵明的基础上,白沙把调节伦理秩序的权力交回给自然。“人心本来体面皆一般,只要养之以静,便自开大”,白沙主张自然秩序是最完善的秩序,万物在其中以“自在”的方式保持生机自由生长,没有外在力量的干扰。白沙的“养之以静”,吸收了道家让开一步的“不生之生”智慧,在自然面前放下一切理智造作,令万物以自己的方式呈现自己。虚静非不作为,而是以自然的原则维护世界的一体多样性;以自然、自发的秩序调节人类社会系统的运作,避免低层次低效率的损耗。江右王门聂豹将白沙学术的地位提在阳明之上,就是力图以白沙思路纠正阳明良知学流弊的举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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